吵完架，朝臣最关心的是三件事。
一件是好事。虽然大家的工资都已经是实物发放，但这么些年工资不涨也不像话，尤其在财政状况持续改善、宗室和勋贵待遇普遍提升的情况下，也确实该让文臣们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了。
于是，汪舜华不用提醒，就很有觉悟的让内阁和六部五寺等各部门讨论方案。
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从建极十一年元月起执行新的工资标准。
凭良心说，明朝官俸标准不算低，正一品1044?石、从一品888石，正二品?732石、从二品?576?石，正三品?420石、从三品312石，正四品?288?石、从四品252石，正五品?192石?、从五品168石?，正六品120?石、从六品96石，正七品?90石、?从七品84石，正八品?、从八品?72石??，正九品66?石、从九品?60石。
但这真的是只是理论上。明朝官俸包括两部分：本色、折色。本色包括三部分，月米，每月一石；折绢米，每年两月；曰折银米，每年十月。也就是不论品级高低，每个月只能拿到一石米，然后就是绢和银子，听上去很美好，但是绢布的价格明显比市场价偏高；这还不算，后来折钞也分两部分，上半年支本色钞锭，下半年以胡椒、苏木折钞关支，后又以棉布折支，反正坑死人不偿命。——其中胡椒、苏木这些东西好多还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带回来的。
汪舜华当时就在心里吐槽，难怪群臣都反对下西洋，换我我也反对，花钱买虚热闹，劳民伤财到让官员的工资大打折扣，下面的骂两句都算良心了，真到后世，估摸早就两个人了。
建极三年九月以后，不分本色折色，只发米、绢和银三种，一两银子两石米或者两匹绢，和市场价差不多，所以大家都很高兴；现在更进一步，对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正一品提高到1200石，从一品1050石，反正两只手数过来，都是阁老和尚书，没必要委屈人家；四品到二品调整很大，二品都达到了800石，三品达到了600石，四品达到400石；七品到五品增幅最大，差不多涨了一倍，五品达到320石，六品超过200石，七品也达到150石，八品、九品上升到以前六品、七品的水平。
衙役小吏年俸三十石，是从九品的一半，数量庞大，暂时就不动了；学生们加起来十几万人，涨了一半，也不算少。
标准出来了，大家都很高兴，看来当时选择真没错，跟着太后有肉吃！
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很多人就笑不出来了：待遇提高了，恩赏也应该规范。当官都讲究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这不是客套话，家属不仅有荣誉虚衔，还有实际待遇。
首先，对父母妻的封赠肯定不能免，但是加薪就免了，朝廷财政压力很大，以前基本上是官员本人俸禄的一半，加起来真不算小数目。
重点是对子孙的封赠。宗室勋贵都要通过考试才能得官，文臣子弟绝没有依附父兄就得官的道理。以前官员子弟都是降四品给官，正一品子授正五品，从一品子授从五品，直到五品官，还能授九品。当然，原则上只恩荫一人，首先是嫡长子，及其子孙，直到曾孙玄孙；如果这一支没了，那么就是他的同母弟弟，同样往下推，然后是继室及诸妾所生，甚至亲兄弟子孙，乃至伯叔子孙；这只是原则上，实际上肯定会多请。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然造成官僚集团急剧庞大。以后就不要求了，也不要再往国子监送！虽然是零售，但积少成多，还是会拉低国子监的质量！当然，如果确实很出息，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和宗室勋贵一起参加考试，到时候推荐你到国子监或者顺天府学读书！
——当然，文官都是要脸的，怎么可能让子孙参加这种考试。
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吏部左侍郎李秉。这些年官僚队伍臃肿不堪，大家都看到了；尤其这两年提拔了不少官员，按制度他们的儿子都应该享受恩荫。但汪太后执政这么些年，文臣子弟真正得到荫官的基本没有，腆着老脸去求也不准。既然如此，还不如自己提出来。
但这种做法肯定会得罪很多人，大臣们态度很明确：求不到还不能拖吗？等将来皇帝亲政就可以！
朝臣内部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刚刚进京的宗室们就开始发难，理由也是现成的，就是被张懋抓了现行的杨晔。虽然脑袋砍了，但是牵连了一大片人，尤其他的爷爷杨荣，顺便又扯到他的老同事杨士奇。
三杨是文官楷模，官员自然不会批判偶像，反正人也杀了，事情就算过去了；但宗室勋贵们不乐意了。
秦王就提出：“宗室尚要通过考试才能承袭爵位，何以官员子弟就可以直接授官？难道朝廷亲近外人，却不亲近自家人？”
这话说得诛心，其实当年太祖制定了荫官制度，但执行的力度其实要打折扣的，毕竟他老人家抠门，大家都知道。重臣当然可以申请，但官位不高的估计只能拼人品。一般而言，首辅的儿子可以正六品的荫尚宝司丞，以下的尚书侍郎，运气好，儿子可以授中书舍人，再下面就只有去国子监了。
杨晔官至福建建宁右卫指挥同知，正三品，当然不是全靠祖荫，自己也是有功的。但宗室们不管这些：“如果不是杨荣的恩荫，这等狂悖之徒如何作得正三品，犯下如此滔天的罪行！”
襄王也开口：“太后爱贤，臣等岂能不知？但是选人用人，自来是天下第一等事。难道说父亲贤德，儿子就一定成才？以臣之见，不如让荫官一起参加考试，考过了方能授官，方不负朝廷的重托。”
汪舜华怔了一下，明白上次考封给宗室们的阴影太重，想把文官一起拉下水——想坑我们？那你们也要遭这趟罪！
其实她早就想过规范荫官的待遇，只是这些年太忙，收拾太监、收拾宗室、收拾勋贵，都离不开文官，要是这时候提出来，说不定下面就尥蹶子，于是只能非暴力不合作，拖着不批，或者在授官前命吏部统一考试，不合格的黜落。
现在宗室提出来了，她也就顺水推船：“既如此，以后大臣子弟必须考封通过，方能授官。”
朝臣们无可奈何，总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儿子比宗室还要金贵；况且考试授官，也是惯例，不过以前就是吏部走个形式，以后恐怕要真刀真枪的干活。
李秉提出的另外一件事更重要。毕竟这么些年，荫官已经名存实亡了；但这一件，关乎每个官员：考成，或者说考核。
这是关乎官员队伍建设的严肃命题，自古就有。
明朝考核京官称为“京察”，主要针对两京五品以下官员。洪武时规定三年一考，但劳师动众，大家都不想干，于是变成十年一考，历史上直到弘治年间规定六年一考。
考察京外官员则称为外察。洪武二十九年定以辰、戌、丑、未年为外官入京朝觐之年，同时进行考察，故称作“朝觐考察”。后沿为定制。届时由吏部会同都察院掌其事。
汪舜华执政后，严格落实太祖皇帝的政策，三年一考，和会试同年。其中四品以上京职官员上述职报告，由太后亲定任免；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会同吏部考功司郎中主持，并密托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咨访，将考察结果具册奏请。考察共分四等：年老有疾者致仕；罢软无为系行不谨者冠带闲住；贪酷及在逃者为民；才务不及、浮躁浅露者降调。
大计黜罢官员，不复序用，本身目的在于奖优惩劣，使各级官员能够恪尽职守；然而因为涉及了官员的奖惩，结果造成徇私舞弊、结党营私等现象十分明显，在发展的后期已经很难真正实现应有的作用。“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因此张居正提出了“考成法”。
这些年各项改革推进，大家都很忙。如何最大限度的激发官员的工作激情，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成了中央的着力点。
汪舜华交代李秉，要草拟具体的可操作的官员考核办法。
李秉历史上以在官员考核中敢于担当著称，如今也和张居正产生了一样的想法，不仅要对各级官吏进行定期考察，还要对所办各事按期考核，因此必须立限考事、以事责人。
李秉擦了把汗，汪太后把天下官员的名牌挂书房里快十年了，决心这么坚定，不想得罪人不行。
因此他奏请改革：“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考核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其中差等降职。”
“地方官员照此办理，并随时接受中央考核。”
李秉强调：“立限考成，一目了然。要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通过这三本台账，严格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强调要将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牟取信行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尽行裁撤。”
汪舜华大喜，怎么就不知道“若要一天不得安宁，谈话；若要一年不得安宁，考核”的道理。
就这样干，免得一帮人整天叽叽喳喳不干正事！
当然，考核成果要充分运用，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此前的年终奖就可以制度化确定下来。
每年年终考核为优的，给三个月俸禄作为奖金；良等，两个月；中等，一个月；差等，不仅没有奖金，还要降职处理。每个等级各有一定比例，优秀10%，良等20%，如果地方任务没有完成，当地所有官吏考核为差等——知道你们都不想得罪人，那就把规矩亮出来。
当然连续三年优秀的，不仅可以多奖励半年工资，还可以优先提拔。
下面的吏役照此办理，由属官组织考核，连续两年不合格的，可以黜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