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五四”运动余波未了，李大钊就在当时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身为教授的李大钊不仅传授知识，更身体力行地成为布道者和殉道者。
李大钊，河北乐亭县人，1889年生，少年时期就熟读四书五经后入新学，辛亥革命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他于191年就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的是政治本科。在日本三年，李大钊开始接触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着作，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回国后，李大钊开始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的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通过社会实践中的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最后在思想上确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知易行难，李大钊决定身体力行，做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推广者。1918年，李大钊经杨昌济推荐，提携了一位湖南来的晚生后进，做他的图书馆管理员，此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此后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总想找名流请教。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当时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来说湖南话。已经是学界权威并且名扬天下的李大钊，却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不仅有问必答，而且经常推荐新书。
1919年6月，“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被军阀政府逮捕，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同年秋陈独秀获释，但是被软禁家中，李大钊决定送他到上海。190年月，李大钊化装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本事，到陈独秀寓所接其上车，遇城门盘查从容应对，随后从小路直奔天津码头。李大钊在路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应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两人取得共识，并决定在南北分头着手。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篇，就是在京津路上的马车里写成的。
在190年年初，李大钊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人，组织了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也就是英文Communism，也就是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到了南方的陈独秀来信询问李大钊，党名是否应称为“社会党”，李大钊在回信中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北李”与“南陈”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时人称之为“北李南陈、两颗星辰”。“北李”指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催生人”李大钊；“南陈”指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时人誉之为：“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后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写的《文学革命论》引发热潮，成为当时青年的必读书。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他早年接受私塾启蒙教育，后来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16年回国后先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部主任、经济学教授。他是我国第一个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撰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
1918年1月起，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一起在北大共事。1918年1月，两人创办《每周评论》，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190年1月，陈独秀应武昌文华大学邀请，赴武汉讲学，引起轰动。北洋军阀政府便布置暗探，企图在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予以逮捕。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李大钊打扮成商人，陈独秀打扮成厨师，悄悄出城。李大钊在天津将陈独秀送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两人相约在南方和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与李大钊两人惺惺相惜。陈独秀年长李大钊10岁。李大钊对陈独秀非常尊重，以师长看待，以学生自居，从不喊陈独秀的名字，称仲甫先生，赞誉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陈独秀对李大钊也“非常钦佩，十分敬仰”，认为李大钊“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英风伟烈应与天地长存”。
毛泽东评价他们说，“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注：毛泽东在1945年4月1日延安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曾说：“五四运动中，有中国的觉悟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并说“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