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你知道维基解密又爆料了吗？”
理查德德斌声音冷峻，“我知道，这下中qing局的人要发疯了，这个朱利安阿桑奇真是一刻不消停。”
杨橙也没绕弯子，直接把卡里的请求说了出来，“卡里想要跟你面谈，他准备在发起一场针对泄密者的行动，需要你的支持。”
理查德德斌这是略一沉思，就知道了卡里的想法，“他还真是一门心思往上爬，但这件事他最好还是别参与，毕竟涉及到中qing局，而且科米的态度很暧昧，恐怕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杨橙紧锁眉头，“科米也有想法？他准备干什么？不会是借机向中qing局开战吧？”
他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有先例可循的，早在3年前，当时观海同志成功连任，按理说美国媒体的头条位置本该是留给才连任三天的观海同志，结果，却毫无征兆地被大卫彼得雷乌斯所占据，原因是这位中qing局老大因绯闻事件下台。
而能把C~I~A局长搞下台的只有死对头F~B~I。
本来，彼得雷乌斯将军的前途无量，被作为重要后备力量培养，而且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关系博士、四星上将，曾为美国收拾了尹la克和阿fu汗这两大难题、历任美国中央司令bu司令、驻阿美jun司令及中qing局局长，他在美国军zheng两届都有着良好的口碑，未来很有可能走上jing选议员的道路。
只是，这一切都在其被调查出有婚外情后戛然而止，当然这本身也不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人从上到下就没有几个没出过轨的，男女都一样，只是当一个人错误被无限放大，那就是不可饶恕的。
最先调查彼得雷乌斯的是一名F~B~I特工，名叫弗雷德里克汉弗来斯，他也因这件事而声名大噪，他是受了朋友吉尔凯利的委托。
吉尔凯利是社交名媛，一连收到数封匿名威胁邮件，邮件的内容是让她“远离彼得雷乌斯”，而发邮件者，经调查，正是彼得雷乌斯的婚外情女主角保拉布罗德韦尔。
随后，在调查过程中，一系列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浮出水面，最终，上演了一场F~B~I小特工扳倒了C~I~A大局长的火爆真人秀，可是着实惊呆了吃瓜群众的下巴。
对于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几乎所有有资格接触到更多信息的人都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过程中列举的证据、办桉逻辑等都非常可以，所有大家断定背后一定另有内情。
不然一个普普通通的F~B~I小探员，有什么资格调动资源来调查C~I~A老大？
就连洛杉矶街头的流浪汉都知道F~B~I和C~I~A这两大看门犬之间的矛盾有多深，几十年来，两家机构之间的摩擦曾多次衍变为内斗，某些时候，甚至一度危及到了美国的安全。
种种的恩怨延续到今天，别说搞掉一任局长了，恨不得把对方狠狠的踩在脚下当狗，是两家唯一的共同点。
其实，在众多关于间谍和特工的好来坞大片中，F~B~I和C~I~A给人的印象都是既高深又神秘，监视、窃听、侦查、追踪，电影里的特工好像个个都反应灵敏、无所不能，他们的工作都是秘密展开，永远藏在暗处，只是在有了结果给媒体曝光后，事情的原委才为人所知。
美国的一本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男人偏理性具体、女人偏自由抽象，因此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而在杨橙看来，F~B~I特工就像是来自火星的男人，他们喜欢具体理性，不喜欢抽象和想象，追求可量化的东西，对于F~B~I，成功的标准是通过逮捕一个人、破获一个桉件、发起一个诉讼来衡量。
与其相反，C~I~A成员更像来自金星的女人，他们追求自由，即使有管制也很少遵守，注重灵活发展和培养长期的情报关系，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对情报预测的准确性。
F~B~I招募特工的要求，是看重规则，要求没有犯罪记录，要通过各种测验，包括背景测验、体能测验和测谎测验，特工多来自美国各州执法机构的顶尖人才、军人和高等学府的尖子，其使命是把坏人抓进监狱；
而要想加入C~I~A，条件要低了不少，除了年满18岁，有个大学文凭，会说外语之外，不需要过太多测验门槛，他们主要是帮美国ZF的领导们更好更快地了解其他国家对美国都实施了或即将要实施哪些威胁，当然，搞阴谋什么的他们也是一把好手。
这也就造成了两家的探员在工作时碰到一块经常闹矛盾，因为他们都不是同一类人，这导致交流沟通起来非常困难，更形象一点地说，F~B~I必须通过执行法律来完成任务，而C~I~A为了完成任务会不择手段，经常违反法律制度来办事，只追求结果不在乎过程，这让刻板保守的F~B~I怎能接受？
两家机构巨大的差异和使命吸引了两类不同的人才加入，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逐渐制造出两种不同的制度文化，而文化上的冲突才是本质。
F~B~I破获桉件的思路，必须是基于合理的根据，不能仅仅是怀疑和猜测，F~B~I要的是一个明确的可供查证的线索；但是对于C~I~A，怀疑和猜测却是他们工作持续进行的“燃料”，相对于单个事实，C~I~A更注重多个事实之间的联系，他们把收集起来的情报碎片加以整合，以构想出事情的整个图景。
C~I~A成员很注重保护他们的“线人”，因为这些“线人”手里掌握着重要的情报，C~I~A的很多官员都认为有责任使自己的线人免遭迫害，以至于很容易陷入一种偏执状态——除了“线人”，他们不会跟任何本机构之外的人透露情报，因为，情报的性质与新闻恰恰相反，它要求知道的人越少越可靠安全，这也就是C~I~A和F~B~I情报沟通不畅的最初原因。
众所周知的“9~11事件”，往前推3年，也就是1998年的时候，C~I~A曾提供给F~B~I一条情报，然而，这条情报却被淹没在F~B~I众多的文件中。
这条情报的内容，正是一伙阿la伯恐bu分子有可能正计划操纵一架装满炸药的飞机穿过美国的地标建筑物。
当时F~B~I搁置情报的理由是：这份情报既没有能支持这项恐bu计划的证据，也没有任何实地调查，更没有获得的来源及途径。
对于C~I~A来说，提供这些证据内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这会危及C~I~A持续获得情报的能力。
但是对于F~B~I，一个没有可查证的消息来源，仅仅是模湖的预测，是毫无用处的。
两机构巨大的制度文化差异由此充分体现出来，毫无疑问，这次情报沟通不畅应该为没能阻止“9~11事件”的发生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自“9~11事件”给美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以后，为了保护美国不再受恐bu袭击的共同使命迫使两机构尝试合作，美国国会也多次呼吁改革情bao机构。
但是，这两个机构的制度文化如此不同致使合作至今为止都难有进展。
美国历史上，由于FBI和CIA的制度文化冲突导致的恶性事件，除了2001年的“9·11”，还有2个比较典型。
一个就是肯尼迪遇刺事件，因为C~I~A方面贬低F~B~I的情报来源。
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F~B~I和C~I~A之间的“联络问题”造成了1963年肯尼迪的遇刺，事后对于事件真相的调查更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内斗而毫无结果。
这起事件的聚焦点，在前su联叛逃特工尤里诺申科身上，F~B~I和C~I~A就此人是否忠诚发生冲突。
诺申科称，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奥斯瓦尔德曾受克ge勃的监视，但克ge勃从未试图招募他，这一问题很关键，因为克ge勃同奥斯瓦尔德的交往可能暗示前su联卷入刺杀事件。
这时，F~B~I控制着的代号“费多拉”的叛逃人员证实了诺申科的说法，但复杂的是，“费多拉”最终被视为是为前su联工作的双料间谍，而且C~I~A进行的两次测谎都证明诺申科在奥斯瓦尔德一事上撒谎。
由此，F~B~I和C~I~A产生了判断的不一致，F~B~I认为诺申科说的是真话，而C~I~A确信他通过撒谎来保护莫斯科。
到了1970年，F~B~I和C~I~A又通过从不同途径获得的人证来证实各自的判断，当冲突达到顶峰时，F~B~I当时的局长也是创立人胡佛打电话给尼ke松总tong，问他如何看待F~B~I提供的报告，尼ke松答说从未收到过报告。
胡佛这才发现，C~I~A反间谍处竟然宣称那是假情报，扣下了它们，胡佛极其愤怒，要知道，一直以来，C~I~A都在贬低整个F~B~I的情报来源，却没想到在这件事上全盘推翻。
这也是两家机构彻底撕破脸的开端，自这件事以后，两家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互相搞一搞对方的带头大哥，那都是家常便饭。
理查德德斌能够理解杨橙的疑惑，事实也是如此，科米确实想给C~I~A下绊子，这次C~I~A自己的情报人员搞出的大乌龙，他要是不抓住机会，以后也就没法自称胡佛先是的子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