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搬入西花园那阵子，是我们姐妹最孤独无依的阶段。
爸爸下乡支农，妈妈到公社上班，狭窄的西厢房里只有我们姐儿仨转来转去的。
放学回到家，炕凉灶冷，肚子饿得咕咕叫。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该从哪里着手。
住在公社大院时，我们只顾自己玩耍痛快就行了，家务活儿从来不用我们做，顶多在打饭时帮爸妈拿盆、排队、再端回家，就这点儿事，还不知让妈妈表扬了多少次。
可是忽然间我们被撂在刚组建好的家里，不做饭就没吃的，不挑水就没喝的，不烧炕屋里就没有热乎气儿。
我们总在生不着火时想进家先捅炉子的妈妈，总在饥饿时想常给我们买熟食的爸爸，总在挑水时想大院里挨门送水的大哥哥，总在点煤油灯时想公社晚上十点之前一直亮着的电灯。
可惜想再多也没有用，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动手。
十岁的姐姐成了我和妹妹的主心骨。她总能在我们愁眉苦脸时想方设法把我们逗乐，然后温和地发出指令，让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慢慢地，姐姐成了生炉子、做饭能手，我担起了挑水、买柴、洗碗等杂事，妹妹则出一些想吃什么的点子，然后我们一起努力把肚子填饱。
晚上睡觉，没有爸妈的炕显得特别空，加上老鼠窜来窜去让我们一时很难入睡。虽说大院里有好几户人家，但我们谁也不熟，不敢和人说话，更不敢到谁家串门，只好早早插上门呆着。
我们轮流说各自班里发生的事，实在没什么事就说当天学的课文。好在正处于觉多时段，不知不觉也就睡着了，并且很快就适应了。
我们每天都怀有对爸妈的期盼。后来才了解，爸妈除了工作之外最惦念的也是我们。
爸爸妈妈虽说生在战乱年代，又跟着部队走南闯北，到地方后也工作多年，但他们都属于品性善良又单纯之人，总是一心扑实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得以组建家庭后，他们又以感恩的心情更加全力以赴了。但他们心中一直挂念着我们，一旦有空闲便急急忙忙往家赶。只不过按那时的规定，每周只休星期日一天，还经常被要求加班、奉献。他们都属于领导干部，必须是要带头做表率的。
没过多久，那场大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们愈发没有自由了。
爸爸在经受一次次审查、一次次检查、一次次过关之后，被下放到干校，一去就是两年。
说是劳动锻炼，其实就是被圈在山上的一个小窝棚里。
白天还好说些，等到漆黑的夜晚，父亲也是孤身一人聆听山风的吼叫，那情景想想也很可怕。后来，有一只纯黑色的山猫总去陪伴父亲，他俩成了相互依靠的伙伴。
父亲终于获得解放之时，抱上大山猫骑上自行车就往家里奔，到家已经是深夜了。
那只猫真是太漂亮了：满身的毛像黑绸子一样光亮，一根杂色都没有；那眼睛像铃铛般又圆又大，到晚上还会放射绿莹莹的光；它的身子也比家猫高大许多。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它，愿意把好吃的食物让给它。但他受不了屋内的圈养，每天都要出去寻找广阔的天地。
爸爸特意在窗户上开了一个门，任它进出。然而，这种居民区的环境比起山林来还是很让它委屈。它的身体不但越来越消瘦，而且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爸爸还想用在深山里的抚爱那般来补偿它。但终有一次，它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
多少次，爸爸渴望地看着窗户上留的猫洞，念叨它在深山里与他相伴的情谊。我们一方面希望它能回来，进而适应这里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在内心里祈祷它能找到回山的路，重新过上熟悉并惬意的日子。
看爸爸站在窗前盼望山猫回归的落寞神情，让我猜测出他在干校期间该是多么的孤寂，真真让人心疼啊！
事后我听一位同学说：她的爸爸也去过干校，她去给送过衣服。
我忽然自责起来：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呢，我也应该可以给爸爸送些保暖的衣服去呀！
但随后便排除了这个假设。因为我那时太小了，即便能找到那里，也会碰到层层关卡，衣服能不能送到爸爸手里、能不能见到爸爸都是未知数，而如果爸爸知道我去过那里，他会更加担心我能否平安回家，反而增加他的心里负担。
要是有“H我”就好了，那就可以一直陪在爸爸身边，跟他看白天山中风景，观夜晚满天星辰，听他讲心中所想，慰藉他女儿情怀。如果能做到这些，我爸爸一定能心情舒畅，脸上又会常常泛起那种特有的羞涩笑容了。
在运动中，我家受害最深的是我妈妈。
1966年10月，妈妈被任命为一个公社供销社的分店经理。运动开始时，县里要求抽一名干部去公社中学当工作组里的观察员。供销社领导研究后，认为社里干部少，每人手头都有一摊儿固定工作，只有刚刚到来的苏真还算机动，于是报请上级。
妈妈当时很不情愿，但又不忍心让领导为难。她一贯服从组织和领导，不管到哪里、做什么，无论自己心中愿不愿意，总是毫无怨言、不折不扣地听从命令，这次也是如此。
不料等待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妈妈从未正式进学校念过书，于是她怀着崇敬之心进入中学大门。然而她很快就了解到大多数学生目前状况并不乐观：学生的年龄大小不一，同班级的能相差到好几岁；起点有高有低，学习最差的连小学知识都没有掌握；学习目标很不一致，甚至一些家长抱的想法是：家里孩子多，在家闹得慌，到学校有人看着，还有伴儿，好歹能识个字就行了。
面对这种情况，妈妈很是着急。她一再督促学生要抓紧时机好好学习，掌握知识和本领，好为祖国多做贡献。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多数人的不理解。就连一些家长都反问她：一个庄稼人，学会种地就行了，要那么多文化有啥用？急得妈妈干跺脚却使不上劲。
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了，血气方刚的学生们立刻起来造反。他们很快失去了往日对教师、校长以及工作组、观察员的尊敬，但他们还不明白造反的具体形式和内容，需要通过大串连的方式取得真经。出发前，造反总部的学生给部分老师和工作组成员放了假，让他们自由回家或回原单位参加造反组织，却勒令担任观察员的妈妈和校长以及一小部分教师原地不动，接受改造。
妈妈和留下来的人怕学校地里长着的白薯受冻，便天天下地劳动。
11月10日，收获的白薯还不足一半，已经成为造反小将的学生们串连回来了。他们立即把学到的东西发扬光大，开始了对妈妈等人的批斗。
每天的批斗会让小将们格外兴奋，他们想方设法羞辱、侮辱、惩罚和体罚曾经“管”过他们、如今被他们任意摆弄的人：挂白牌、写黑字，往姓名上打红叉；把被批斗的人拽着胳膊往下按，低头弯腰形成飞机式；随意剃成阴阳头，带纸糊的高帽游街等等。
被揪斗的多是本地人，其他的也都来得时间比较长，与学生们较为熟悉，加上被批斗时听说听道，让怎么做就怎么做，让喊什么就喊什么，哄得小将们高兴，那些他们曾经教过的学生也就手下留情了。
唯有我的妈妈刚刚到来，环境还未熟悉，更没认识多少学生，特别是这时她还幻想着和学生讲道理、摆真理，依旧坚持那明知矮檐下决不把头低的硬性，吃尽苦头是在所难免了。
看到学生们课都不上了，妈妈心急如焚，建议学生不要耽误课程，小将们说她这是对抗“停课闹革命”；想起冻在地里的白薯，妈妈很是心疼，劝学生把成熟的粮食收回来再搞运动，小将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工人、农民都在搞停产闹革命，你却让我们去收庄稼，简直是破坏革命运动！妈妈着急了，痛心疾首地说：“长好的庄稼不收上来，大家都要饿肚子！”
小将们对她进行了搜身，抢走她口袋里的90多元钱，说是买纸写大字报去，他们还说要先让苏真尝尝挨饿的滋味。
妈妈明确告诉他们：“用不着你们教育我，我早就挨过饿的！”顶嘴的后果是更加激烈的摧残。小将们马上向她宣布:态度恶劣，罪加一等。从今以后，不准领工资！
妈妈仍然拒不低头：“不领就不领，从干革命那天起，我历来没为赚几个钱”！
发工资时，供销社主任曾试图为妈妈说情，但小将们坚决不允许。
就这样，自1966年1月至1967年7月停发了妈妈半年多的工资，真的一分钱也没给她。
妈妈还被浑身刷上浆糊、再粘满大字报；头上被戴上高高的纸糊白帽；胸前挂着牌子，上面的名字用红笔打了叉；两条胳膊被多人揪住向背后拽，身子却被按着往下压；只许坦白交待不许乱说乱动，大会小会被高喊“打倒”。
接着，造反浪潮风起云涌，深受鼓舞的中学学生变本加厉，联同起大队的造反派共同揪斗妈妈，给她扣上了“走资派”等罪名。这时的妈妈每天过着被批斗、被停资、忍饥挨饿的日子。那刚直不阿的固有个性，换来了更加暴虐地摧残、折磨，因而吃尽了苦头。她那弱小的身子能活着挺过那一难关，多亏身边还有一些敢于维护“要文斗不要武斗”政策的好心人。
那些日子，妈妈心里特别堵得慌。她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从小跟着八路军闹革命，参军参战到地方，时时刻刻想着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一心做好革命工作，为什么反会遭到如此非人的折磨？
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想起张利烈士以及她所接触过的八路军战士、部队首长和战友，还有她始终敬重的组织和领导，暗自鼓励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她就像当初盼望八路军回来、盼望家乡解放、盼望全国解放一样，在饱受摧残的日子里整日咬牙坚挺着。
在最关键的时刻，支左的解放军领导发现了这种异常现象。经过调查了解和综合评价，得出结论为：苏真是个好干部。
救苦救难的解放军又一次把妈妈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妈妈这才得以带着满身糨糊回次家。
姐姐惊讶地问：你这身上都是什么呀？
她想帮妈妈洗一洗。
但妈妈还不敢弄干净，怕因此再遭批斗，只好原样带着回去报到了。
那次，妈妈搂着妹妹，盯住我和姐姐说：“搂着我老闺女，瞅着我大闺女和二闺女，什么气都没了。”
到1967年7月底，终于结束了审查，妈妈这才获得解放。
但她的身体虚弱极了，一路上摇摇晃晃，走到大门外差点儿摔倒，多亏爸爸及时赶到背她进了屋。
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姐妹心慌得很，急忙涌上前去看望躺在炕上的妈妈，只见她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爸爸赶忙从卫生院找来大夫，给妈妈推了一针“大油”。
那支特别粗的针管里装满了白花花的东西，需要通过静脉一点点推进去。
我和姐妹都害怕极了。
爸爸把我们叫到一边，小声告诉我们别害怕，那是为了让妈妈快快好起来。
多年以后，妈妈在总结这段恐怖日子时用了一个词：差点儿被“整死”。
这真让我心痛至极。
我们只知道想妈妈、盼妈妈，却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她竟然遭受了这样非人的折磨！
假如有“H我”，就要一刻不离地贴在妈妈身边，替她忍受那一切，只求我的妈妈得平安！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爸爸、妈妈经受了那些残酷现象，但他们的信念未变，积极向上的态度未变，认真负责的精神未变。每当我们学校要求什么，他们都大力支持。爸爸给我们每人做了最高指示牌，都属班里最漂亮的一块。妈妈为我们买了语录本，还常带领我们念与背，让我们在一般对话时经常取胜。在我们需要拿花环上街时，妈妈为我们买材料，爸爸教我们编与粘。总之，我们带到学校去的东西总是高质量的，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