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都在忙了，汪舜华也很忙：眼看废除贱籍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虽然没有设置时间表，但要让民间看到希望。
遣散奴婢的政策还在研究，但这么多奴婢一旦流入社会，该怎么安置必须提前谋划。
汪舜华选择了无中生有——由朝廷和皇室创办就业门槛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厂，大量吸附就业、改进和推广新技术、同时增加国库收入；当然，为了发展国防，钢铁厂也是要建设的，就放在唐山。那个笑话怎么说的？全世界钢产量排名，第一名是中国（不包括河北省），第二名是中国河北省（不包括唐山市），第三名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不包括瞒报产量），而第九名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的瞒报产量，因为它瞒报5000万吨产量，刚好比第十名德国多了一点。
唐山在明朝不算出名，是北直隶顺德府的辖县；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存在感，景泰五年，沈王的嫡八子幼墧被封为唐山王。当然现在还和他爹住在一起没有分府。
听于谦说：“当年唐太宗东征高丽，凯旋途中曾经在大城山上屯驻，于是赐名唐山。这一带有很多太宗遗迹，历史上冶铁、铸铁、煮盐业相当发达，只是宋元以后衰落了，现在也就是个小地方。”
汪舜华记得唐山是以矿产资源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城市，据说矿种异常丰富，尤其是煤和铁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近代中国工业的摇篮。
那就是这里了。
不过这个时候，朝廷不可能投入太多，连城市基础设施都不打算提档升级。
修了干啥？反正也没什么用；好歹有土墙，先凑活吧。
所谓的钢铁工厂，估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些大的作坊。
重中之重是海运。海外暂时交给民间的冒险家们，但是“南粮北运”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伴随着太宗皇帝迁都就开始了，而且随着北方的发展问题越来越严峻。朝廷每年通过漕运大量运输粮食，但是运河维护费用巨大，土堤年年堵塞，年年清淤；而且漕粮损耗极其严重。各级地方政府向中央运输粮食，但途中会有散落、霉烂和丢失，这些损失中央不愿意承担，地方政府就只有把它摊派给百姓；此外维修大运河和造船的成本，也要由百姓负担。有说法是：从湖广运至北京的漕粮，附加税可高达粮食成本的80%。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百姓的负担无法有效减轻，北方的粮食危机也无法有效消除，边关也就无法彻底巩固。
小冰川时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北旱南涝的问题会进一步加剧，运河的水位下降、通行会更加困难。
汪舜华揉揉眉心，这年头没有蒸汽轮船、没有火车汽车，怎么办？
明朝做出过探索——走海运，但是却最终选择了漕运，当然不全是倭寇横行的原因；而是因为——漕运要钱，海运要命。
明朝初年，辽东军饷短缺。朝廷下令从江浙往辽东运粮，结果近一半的运粮船沉没在海中。因为海运是需要经验的，尤其是在季风季节，一般只有大型海船才敢贸然出海，而且对从业人员要求极高。
在这种情况下，在会通河开凿后，漕运终于取代了海运陆运成为最重要的南北运输方式。
但因为漕运的诸多弊端，还是迫使君臣想办法。
早在建极元年汪舜华提出三民问题，群臣列举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破解之道，重兴海运就被摆上了桌面。
汪舜华当然对此坚定支持——废话，都是走水运，海运好歹不用人工维护呢！再说，以后要想走出去进行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难不成就用内河那几只旱鸭子？肯定是要有经验的水手，越多越好！
丘浚就认为：“海船每艘可载千石粮食，相当于三艘河船的运载量。漕运比陆运节省用度十分之三，海运可比陆运节省十分之七，即便有沉没的风险，但是可以节省牵引船夫、运河修缮和沿河各衙门的守备，利害亦相当。太后可命人寻访熟知海道的，前往勘视。”
但是这项提议，遭到了包括于谦在内的很多重臣的反对，就是因为海道险远，损人费财。
丘浚仍然坚持：“臣请太后以《元史》对质。此书记载元朝海运，从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历年所运送至的数量，也可以见其中途的损耗。臣以为如今的漕运，每年所造成的损耗远不止此数。如果能用海运取代漕运，实为利多害少；太后还可适当削减负责漕运的军卒，回营操练。如此，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服边海之夷，诚万世之利。”
汪舜华大悦：“说得很好。元朝也定都北京，也面临南粮北运的问题，他们能解决，我不信，我们解决不了。”
但漕运海运这样的事，绝不是在朝堂上耍两句嘴皮子就能解决的；安全问题不解决，海运就不可能取代漕运。
人命关天。
因此汪舜华下旨寻找最经济安全的海运航道。
首先是摸着元朝过河。
翰林院的读书人翻书的本事真不是盖的。倪谦第二天就回奏：“至元十九年，元朝监造海船六十艘，开辟海道运输。当年运粮四万六千石，此后逐年上升，到天历二年，增加到352万石。”
群臣开始窃窃私语：“居然有300多万石？宣德年间，漕运最多的时候，可达600余万石；如今江南等地每年供应京城的粮食，也不过400万石。”
倪谦不得不声明：“只是海运艰险。因为风、雾和海盗的袭扰，每年都有大量的漕丁漕夫葬身海底，运粮船只大量沉没；粮食损失，每年以十多万石计。”
于谦的表情并没有想象的严峻：“这和漕运的损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倪谦这才开始介绍：“元朝的海道漕运线路共变更了三次。先是朱青、赵开开辟，从南直隶苏州到河北武清东南。沿着海岸线走的，浅滩多，行船危险，不仅逆风而且逆水，因此耗时持久。”
“后来朱青和张宣佑又找了一条，从刘家港到界河口，采用直线距离，航程短，绕过了浅滩，所以如果顺利的话，半个月就可以到。”
“次年，海运千户殷明略又开辟了一条，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岛的三沙进入深海，北去经成山角折而西北行，经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湾，抵达直沽海口。如果顺风，从浙西地区到京师，不过短短几日。”
汪舜华点头：“很好，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既然前任已经摸索了道路，总可以试试。”
只是造船需要时间，而且当时沿海还有倭寇，人少了不行；而且各地相继上言，说海运危险，建议仍用漕运。
汪舜华沉吟了很久，命航海伯张能前往南京负责海运之事。
临行之前，特意吩咐他：“当年你的高祖张赫投效太祖，开辟海运航道，大力剿杀倭寇，挣下了这个爵位；你的曾祖张荣、祖父张鉴，都有功劳于朝廷；如今，你要继承祖宗遗志，光大家声。”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去年初张能督造的船只终于下水。人也让他找到了，这些年来渔民都在近海活动，好歹还找了些老渔民，又训练几百沿海卫所军士，但仍然不够；好在这些年朝廷打击倭寇，捉拿了不少资深海盗，命他们戴罪立功。
去年三月初七日，在朝廷上下一片火热的时候，张能一声令下，五十艘海船载着三万石粮食，从淮安出发，沿着元朝的开辟的海路，历经3300余里的海道，在五月初四日端午节前，抵达天津港。
这次海运，标志着间断五十余年的海运得以恢复。
汪舜华很是高兴，赐给张能玺书褒奖，下令接着试。此后几个月，张能陆续组织船只三百艘次，运输粮食12万石。
汪舜华本来以为从此可以开启海运时代。但是年底言官们回来，弹劾张能说中间曾经沉没10船，损失米4000石，军丁溺死近20人，应该罢弃海运，仍就漕运。
海运死了人是事实，但是漕运每年死伤也不少；何况这么多粮食，一路运送到北京，损失并不算大。
汪舜华总算琢磨出味道了：漕运沿着运河走。不管是运河两岸无数第三产业要靠漕运生存，就是河上的各衙门的大小官吏，恐怕也要从中刮点油；至于百姓和军士的负担，谁关注？
知道了这些，汪舜华的语气也就很不客气了：“怕噎死别吃饭了，怕呛死别喝水了。只看到20个人和4000石粮食沉海底了，没看到其他的船都平安到达了。如果这么点路程都不能走，真不知从南洋那边运回的粮食该怎么走！”
狠话说过了还要解决实际问题。之前的沉船是因为遇上了暴风雨，但海上不仅有暴风雨，还有大雾，还有各种气象灾害。
海运对天气的要求高，但偏偏世人对气象的了解实在有限，大海太大，太变幻莫测。
要想让海运变得更加安全可靠，光靠自己肚子里那点洋流季风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大量积累和总结经验，发展航海技术。
因此，海运要搞，但不能操之过急，指望立刻取代漕运是不现实的；甚至想平分秋色都需要时间。
不能将漕运官军大量转到海运，但没关系，沿海有经验丰富的渔民，还有大量尚未豁免的贱民。
元朝为了加强对海运的管理，设立了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又设两个万户府，两个漕运司，后来将四府合并为二个都漕运万户府，其下设千户、百户等百官，分为不同的翼，都用来监督。
但汪舜华是不想将海运交给政府衙门来干，没办法，官僚主义在后代都难以绝迹，何况当下？
那就交给国有企业，朝廷按照路程远近，给与每石粮食相应的运费，其中南京为20%，淮安为15%，江西等地为30%。
考虑到长途运量的损耗实在太大，朝臣没有坚决反对。
虽然所有权还是归朝廷或者皇家，但将直接指挥权下放给提督太监或者勋贵；朝廷给了运输费用，剩下的就要盈亏自负，用以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当然公司章程朝廷要敲定，包括职工工资待遇、伤亡抚恤标准之类的，其中有一条，尚未开豁的贱民愿意从事海运的，直接开豁为良民；犯下重罪的，允许戴罪立功。
这项提议遭到了年富等人的坚决反对，但汪舜华火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要想个办法。户部不想冒险担罪名，怎么，还不许别人试试？你们倒是说说怎么把漕运的损耗降下去！”
年富等人只好低头。
航海伯张能被任命为首任仁和航海公司总经理，专门负责粮食海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