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关乎大家的吃饭问题，接下来的日子，朝野上下都热烈议论起来，再没人关注新状元高官子弟、年龄太小或者岳父有没有给他透题甚至代做，而是商量起怎么找银子来，包括言官。
毕竟大家都很穷，真的！
盖子已经揭开，汪舜华再次找到于谦商量，这回就顺着金水河走，汪舜华不能不感叹，男女大防就是麻烦，她要是个男人，何必如此。
但她如果是个男人，除非穿越成隐帝或者景帝，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执掌大权？
所以，认了吧。
于谦对汪舜华拿着宝钞做文章其实没那么意外，那天在看程敏政文章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否则那篇文章不可能被推荐上来。
事实上，这两年多来，有关官员工资问题的反映层出不穷，只是汪太后没有回应，大家也就放弃了。
现在看到百官都兴高采烈的商量办法，于谦知道，改革势在必行；既然如此，那就顺势而为吧。
他是首辅，还长期兼着兵部的重任，当家知道柴米贵，军费、河工、赈济、官员的粮饷、宗室的俸禄，到处都需要钱，但是朝廷偏偏没有钱。如果能彻底解决，那重要意义，不亚于北京保卫战。
考虑了几天，他觉得汪太后上次的提议还是可行的，不过要提醒：“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开海反对声音很大，但是现在这个形势，其实只是一句话的事，只要考虑好衙门的设置、税率的制定等问题就好，倭寇并不足虑，兵部派人剿灭就是了。”
“削藩要谨慎一些，毕竟藩王有20多位，都有兵马，虽然不多，但一起发难也够呛，最好想办法先把侍卫定住，然后考虑怎么削，在哪些方面削——这回主要是在经济上限制，不像以往在政治军事上压制，但藩王的反应估计也不小。”
于谦说得不那么清楚，但汪舜华很明白，姓朱的要杀姓朱的，怎么说也能说过去，但她是朱家的媳妇，要杀姓朱的，人家就不那么想了。
“最后是限制土地兼并，这是个大问题，会得罪相当多的人，包括宗室勋贵文武大臣甚至所有的读书人，还有军队，这些年来的屯田侵占的也不少，必须一步一步来，最好是分片区执行，先地方再军队，地方也要先从京畿开始，分北五省、中五省、南五省执行，一定要稳！稳定压倒一切！否则不仅会滋生新的流民问题，还会导致君臣离心。”
——现在北京城还有几个预备役的，万一把人逼急了，宫廷政变也是有可能的。这和南宫政变不一样。那些人只是投机，现在你是要虎口拔牙抢人家的饭碗，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后面的话于谦没说，但是汪舜华在心里补充完整了。
这些还只是步骤，至于具体的策略和方式，还要和群臣商量。于谦提了几点，汪舜华点头：“果然是老臣谋国，能得先生辅佐，真是我平生之幸，大明江山之幸。”
一连好些天，朝廷上下纷纷上言，讨论财政的事情——毕竟光说工资，显得自己没觉悟，何况财政问题不解决，国库没钱，汪太后就是有心，也没法给大家发工资，不过是彻底扯下遮羞布，让大家每月只能拿一两石米而已。
汪舜华筛选了一些能用的转给内阁，其中就有丘浚的万言书。他系统的分析了财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比程敏政的状元答卷更加详实具体。毕竟他出身贫寒，有切肤之痛；而且履历、阅历都不是一个十五六岁的毛孩子所能比拟；甚至可以说，在经济学方面，李贤和程信都得向他请教。
三月十五日，汪舜华在文华殿召开大会，正式讨论财政问题。
她的立场很明确：“宝钞是必须要废除的，即日停止印刷并停止使用，官员的俸禄暂时执行洪武年间制定的标准，不分本色折色，只发米、绢和银三种，按照目前的市场价，一两银子两石米或者两匹绢。”
群臣都高兴起来：要真是这样，日子可就能过了。
户部尚书张凤认认真真上了一堂财政课。那天是赏花会，又当着后妃命妇，他不好拂太后的面子；这会儿都是君臣，太后又把要求提出来，此前于谦还特意提点他：“有什么问题尽管说，要把问题摆出来，说全面说透彻，这样朝廷才会想办法解决。”
看来上面两位已经达成了一致，他也就没什么顾忌了。以正七品为例，岁该俸九十石。内本色俸，五十四石；折色俸，三十六石。本色俸内，除支米十二石外，折银俸三十五石，折绢俸七石，共该银二十六两九钱五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一十八石，该银五钱四分；折钞俸一十八石，该本色钞三百六十贯。
但这只是理论上，按照现行的正统时期规定，五品以上，米二钞八，六品以下，米三钞七。如果取消宝钞，按照实物发放，财政缺口至少300万石，如果全部发放本色，缺口只会更大——当然，朝廷财政支出的大头不是官俸，而是宗室俸禄和军费。体制内还能糊弄下；军费没人敢开玩笑，都是真金白银的，你拿废纸去，人家也不认。
汪舜华没有说话，下面倒是都炸了：知道财政困难，但是没有想到财政困难到这个地步！这还只是官俸，如果加上宗室俸禄和军费，那么缺口会大到惊人。
必须要想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话说到这，张凤实在不吐不快，着重提到几点：“一是宗室特别能花钱，如果严格按照太祖时期的规定，给他们发放真金白银，估计光支给他们的一项，就能把国库搬空，所以这些年来朝廷给他们折钞的比例也特别大，尤其是还没有就国的，每年只给三千石。正统十二年定王府禄米，将军自赐名受封日为始，县主、仪宾自出阁成婚日为始，於附近州县秋粮内拨给；景泰七年定郡王将军以下禄米，出阁在前，受封在后，以受封日为始；受封在前，出阁在后，以出阁日为始。一句话，就是能发多少发多少。”
“二是宝钞不仅坑官员，更坑朝廷！富商巨贾拿着宝钞来纳税，等于没缴税，这是大头！可是宝钞是朝廷发的，就算是废纸，各级官府还不敢不收，结果成了恶性循环。”
“三是现在外面物价在飞涨，但是官员的工资确实好多年没涨了，不但没涨，还在缩水，难怪大家抱怨，听说好多人把家奴什么的都遣散了，实在是养不起。”
张凤说的很沉重，但是汪舜华实在很想笑，果然，领袖诚不欺我，看问题办事情就是要抓关键，财政问题就是关键！没钱什么都干不了，官员肚子都吃不饱，还指望他们能清廉干活？
于是她慎重申明：“解决财政问题，是需要开源节流，但是怎么开、怎么节，你们下去讨论。我的要求是，要确保一个不升，三个不降：农民的赋税不增，这是确保天下安定的底线，也是为人良知的底线，农民不容易，不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相反，倒是应该适当减轻一些，那些苛捐杂税，能够免的，就免，能够并的，就并；军费不能降，这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底线，这几年瓦剌忙着互相厮杀，没怎么犯边，但是并不意味着危机已经解除。天子守国门，这国门稍微有点缝隙，就有可能带来亡国的悲剧；教育经费不能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在人才培养上，不能省钱；水利建设经费不能降，这是确保农业安全的基础。这几年天灾频繁，不能总是到处求雨，还是应该把水利基础设施搞好。自助者，天助之；自己都放弃了，老天爷凭什么帮你？”
汪太后回宫去了，群臣起身，觉得太后真是英明。
张凤的课大家都上了，要求也明确了，那就接着讨论吧。
其实此前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些问题，前段时间程敏政的答卷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现在问题摆上了桌面，自然大家都把话拿出来说了，尤其是宗室的问题，这么多年政策变化了这么多次，大家想不注意到都难；而且掌管宗人府的石璟也提过，自从太后掌权，基本上宗室请名求封求婚的奏疏就没有准过。好多宗室接连上表，甚至贿赂内宦帮忙说情，被汪太后打了回去，还有的宗室子弟十来岁都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朝廷就不承认，也就不享受各种待遇。
群臣都觉得三观碎了一地。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式，最根本是要削藩，改变藩王越生越富的方式，让他们少生；同时降低经济待遇，最好减少一批藩王。但削藩是不能随便提的，搞不好就天下大乱，太宗皇帝就是这样上位的。
何况要说削藩就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那也不现实。
但藩王用度必须削减——都快占国用五分之一了，而且还有加速膨胀的趋势，确实要规范。可是怎么削，怎么确保削的顺利那是个大问题，否则不仅工资没了，说不定吃饭的家伙都没了。
原本还想说要加税的，这会儿闭嘴了——汪太后直接就把路给堵死了；再说，太祖皇帝有圣旨，定死了这么多，还想加税，名声还要不要？荆湘、湖广、山东、河南等地到处都是流民，还嫌不够乱？
丘浚早就想说了，此前私下也和同事抱怨过，程敏政就是从他那里得来的主意，这回又把汉唐宋元历朝食货志翻了好几遍，慎重建议开放海禁——建文帝的旧党应该都死光了，不怕他们通过海上跑回来；天朝出口的都是奢侈品，关税高，能够解决一部分就业，又不加重百姓负担，人家南宋小朝廷就靠着这一项过得有滋有味的。
不过正在集贤院念书的刘健等人马上拿出太祖“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又提到了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
丘浚反驳：“这是民间交易，又不是官方大规模出海，算哪门子劳民伤财？”
刘健立马反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有小人和妇人才整天想着钱钱钱，一个大臣念叨这些，简直丢人显眼、无耻之尤！”
这话杀伤力太大，不仅丘浚脸上挂不住，大家脸色都不好看，连胡濙的脸都垮下来；刘健却义正辞严的上了一堂政治思想课，教大家要严格遵守圣贤教诲，多为国家社稷着想。
程敏政想到岳父和老爹每天冥思苦想找对策，头发都掉了一大把，居然也成了小人，心里实在窝火，当时就斥道：“这话说的太好。希贤兄是不屑于这等俗物的，不如从今以后也不要领俸禄了，把你的家产拿出来分了岂不是有圣贤作风？”
刘健一愣，恨恨地走开，嘴里念念有词，无非是黄锺毁弃、瓦釜雷鸣之类的；程敏政也回了一声冷笑，大家面面相觑，以前觉得这人很正直清高，怎么今天觉得这样讨厌！
周洪谟、徐溥等人也皱起眉头：我们这些人没钱就罢了，反正家里好歹还有两亩薄田，吃不饱、饿不死；但是军费、河工、救济等等，不需要钱吗？难道你用嘴皮子去对付鞑子？
不可理喻！
当下不欢而散，回头分组又开始讨论，只是情绪低落了不少；不过拖了这么久，加入讨论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包括一些不是进士的读书人，比如倪谦的儿子倪岳，名满京城的大才子；还有商辂的儿子商良臣，同样在国子监读书。
丘浚提出要严格规范关税标准：“天朝出口以茶叶、瓷器、丝绸等为大宗，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做生意的都是腰缠万贯，收他们的税名正言顺——这时候就不要分什么士绅还是商贾了，统一标准，谁都不能少！”
丘浚实在窝了一肚子火，土地兼并为什么屡禁不止，除了土地买卖，投献土地也是一大原因。为什么自己的地要交给别人，平民要变成佃户？就是因为有利可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机会太过渺茫，小老百姓只想吃饱饭，不能参加科考就不参加吧，反正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指望儿孙考科举，不如想想改朝换代跟着打江山比较实在。明朝的田税是历朝最低——主要是朱元璋对农民有阶级感情，但罩不住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税收徭役，加起来不算少；地主官僚虽然黑心，但是只要投献了，最开始总要比朝廷要少那么一点，等到人家露出牙齿了，已经来不及了。
这些人贪小便宜吃大亏固然可恨，但更倒霉的是老实人。因为朝廷每年收多少田税是有定额的——照着以前老的黄册来，除非天灾皇帝下旨减免；现在该纳税的田地和人口都不见了，缺口就要由其他人来补，所以普通百姓光是承担朝廷的赋税，就比理论上的多出一半，再加上历朝皇帝横征暴敛，地方官员巧设名目，农民的日子过得着实艰难。
丘浚不是书香门第，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纳粮；可是父亲死得早，孤儿寡母的，鬼才知道那些年是怎么熬出来的。他母亲不是没想过投献土地，可是这样家里唯一的家当就彻底没了，何况青年守寡，总有些顾虑，朝廷官员虽然黑，但最多把人弄进大牢，地主的租子交不够，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丘浚从小听母亲诉说生活的艰难，愤恨之余，也不是没想过彻底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要么都纳税，要么都不纳税。前者太惊悚，士绅一体纳粮，那是要被天下读书人骂死的，何况自己都穷成这样了，要纳税也拿不出；后者更不行。现在是农业社会，田税、人丁税外加盐税、茶税是政府财政主要来源，把农业税砍了，倒是高杆了，但钱从哪里来？总要有着落。
海关关税和工商业税不分阶层，大家也都没什么话——这年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确切的说是唯有做官高。公务员工资再少，士农工商，那也是排第一的。现在朝廷还是老实人多，尤其汪太后整顿吏治以后，都没想过下海，反而觉得读书人沾染了商贾的铜臭气息，再来谈读书人的特权就有点厚颜无耻；至于商人找到自己门下？——那不成官商勾结搞腐败了吗？坚决不行！
关税的事情说完，就该说工商税了——还是那句话，只有田赋人丁税士绅可以免交，既然你要干别的，就不要想着两边都能讨好。打着读书人的幌子跑去做奸商——读书人不背这黑锅。翰林院太史才是读书人的尖子，才能代表读书人；其他做生意的都是渣渣，哼！
奏疏相继堆到了汪太后的案头，当然现在不只是六部五寺打嘴巴官司了，地方也掺和进来——赏花会的事情实在太重要，第二天就通过邸报传到全国，因为关乎大家的吃饭问题，自然全国各地的奏疏就雪花一样的飞过来——离得近的先说，这会儿算是到齐了。赞成的很多，反对的声音更大，当然也有一部分出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