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大”，是在沙洲坝新茶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会后，黄长娇兼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就留在工农检察委员会工作。
检察委员会办公地，就设在沙洲坝的新茶亭，距离苏维埃中央的住地很近，工作、生活在一起。各部门人员，来来往往，日日与共和国的首脑们见面。不久，黄长娇熟识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已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专职从事政府工作，对人态度特别和蔼。
工农检察委员会的主席是项英，主要工作是检察、处理各地的案子。有一次，委员会里派黄长娇、朱招娣二人去于都县巡视。临行前一天，她去办事，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便前来与她握手，听说黄长娇要去于都巡视，热情地招呼她到自己办公室坐一坐。得知她是第一次去于都，第一次巡视，便主动地介绍于都县的一些情况，详细地交待工作方法。
“去以前，把要办的事记在一个本子上，分清主次前后，一样一样办好，办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情况，存在什么问题，也要记在本子上，回来就能一样一样汇报，不至于遗漏什么。时间久了，本子上记的东西多了，也可以找到工作中的规律性……”说了许久，见黄长娇坐着发痴，他就问：“怎么样，小黄，有什么困难呀？”“我是穷苦出身，从小当挑夫，只认得扁担，不认得字。”黄长娇说：“我们田村，都是地主家的人才学文化。贫雇农民都不学文化。”“二苏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都是资深的老革命，绝大部分文化很高，有许多还到国外留学。真正一字不识，也许仅黄长娇一个。
毛泽东笑了：“没有文化，就要学嘛！地主学文化是为了剥削，穷人学文化是为了革命，文化越高越好，要争取做个红色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黄长娇说，“我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还能学什么呢？”“不要紧，我们的工农干部，大部分都没有文化或者文化不高。只要有决心，有恒心，就能学得到文化。你就从写自己的名字开始吧！”说着，他从桌上拿过一张纸和一支毛笔，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地写给她看。“黄长娇”三个字就摆在了她面前。
“这就是你的名字。”毛泽东把纸递给她。
黄长娇左看右看，觉得很有意思，兴趣高涨，赶紧把纸张收起来，连说：
“谢谢，谢谢，我今天回去，就开始学写字。不懂的字，我就来问你。”毛泽东很高兴，握着她的手说：“学文化，不要不好意思，学好文化，要做到两条：一要多问，二要不怕条件差。现在条件差点，将来就会好的……”揣着自己的名字，黄长娇很高兴，平生第一次对一张纸有了感情。不时掏出来看一看，看着看着，就拿根树枝在地上比划。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总得划得不直，不像。这时，旁边探出个人头来，是检察部的同事朱招娣。她看了一会儿，莫名其妙地说：“黄长娇，你老在地上，写你的名字干什么？”黄长娇一听，乐得跳起来：“啊，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一晃数月，黄长娇从于都回到瑞金，已是6月初夏。她连忙跑到毛泽东办公室，演示自己的识字成果。几个月来，她不但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还会写“毛泽东”、“红色知识分子”、“苏维埃”、“工农检察部”、“中央人民政府”等。黄长娇还汇报了几个月中，奔走于赣县、兴国、于都等地农村，在于都检察一桩贪污案的情况。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然后说：“你们经常做巡视工作，一要态度好，二要方法对头，多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什么事情都好办。你们到基层不光是去处理群众控告的案件，还可以顺便了解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各种法令执行情况。”谈完了话，毛泽东一直把黄长娇送出院子外面，院外一棵巨大的古樟，有几匹马低着头在吃草。毛泽东说：“你一个女同志经常下乡，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应该配一匹马，我来帮你说说。”说说也就是说说，配马的事，黄长娇没在意。
过了不久，她与同事邓兴国结了婚。邓兴国是兴国人，也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婚礼进行得既隆重又简单，在新茶亭的中央大礼堂搞了个茶话会，毛泽东、项英等许多中央政府的领导人，都来参加，说了些祝贺的话。（未完待续）